2014-12-08
美国视角下的中美权势转移
—基于《外交》近二十年相关刊文的研究
作者:杨夏鸣,江苏省对外友好交流促进会理事,扬子江国际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扬子江智库高级研究员,江苏省行政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教授。
【摘要 】对《外交》近20年相关刊文的统计分析及实证研究显示, 美国精英对中美权势转移这一命题的主流观点是:正在发生的并非美国的衰落而是中国的崛起。现实状况是:美国既有军事、教育、科技、创新、人口结构的优势,也存在财政赤字、政治僵局、贫富差距的问题。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存在的创新能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但未来十几年中国经济保持7%的年增长率是可信的,即使低于这一增长率,未来中国经济权势依然十分巨大。中美冲突并非是预定的。
关键词 权势转移 美国衰落 中国崛起 中美关系
多年以来,特别是2008年后,“美国衰落”或“中国崛起”成为热门辩论话题,但结论却大相径庭。[i]本文以美国《外交》近20年相关刊文为研究对象,换一视角探讨这一问题以期有新的认知和较为明确的结论。
一、《外交》及其影响
所以选择《外交》相关刊文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外交》由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主办,而“对外关系委员会是对美国政府最有影响力,无明显党派倾向的智库之一”。对外关系委员会通过分析、判断国际局势,制定美国长远外交政策理念和具体外交措施;在政府中任职,担任政府重要职务,[ii]培养和选拔外交人才;通过会议、网站、出版物讨论国际问题和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等方式对美国政治施加巨大的影响。
《外交》正是该委员会用来讨论国际问题和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的出版物。《外交》被公认为美国和世界国际事务及外交政策研究领域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杂志之一。大英百科全书称其为:“全世界此类杂志中最有声望的之一”。
虽然有夸张之嫌,但“在美国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承认,如果想要了解美国第二年的外交政策,只需读今年的《外交》杂志”,因为“无论是组稿方式,还是编审制度,都反映出《外交》杂志鲜明的政策指向性”。实际上,《外交》“关注的问题大多是政府感兴趣的问题,发表的文章通常被认为是反映了官方的观点或可能对官方政策产生影响的观点”。[iii]
外交杂志的作者一般是著名的记者、学者、企业高管、前政要和现任高官。赖斯、希拉里、保尔森和教育部长邓肯(Arne Duncan)近年都在《外交》上发表过文章。近年来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中国国学者[iv]也在上发表过文章,体现了《外交》在讨论国际问题时融入世界眼观的趋势。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观点,如果受到业内人士的好评往往作为美国政府的政策或是立法再次出现,(而那些)没能通过这一‘测试’的政策建议常常就消失了。”[v]
历史上,1947年乔治·凯南以X笔名在《外交》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启动了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拉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1967年谋求美国总统提名的尼克松在《外交》上发表了《越战之后的亚洲》,该文引起广泛关注,标志着尼克松主义的诞生,成为美国力图缓和中美关系的序曲和信号。1993年赛缪尔·亨廷顿在《外交》上发表了《文明冲突?》提出了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及经济冲突的新的国际政治研究范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21世纪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引起美国和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和论战。上述几篇文章都产生了轰动效应,为人们所熟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外交》是默默地引领美国外交政策。
选择《外交》刊文作为研究对象,还因为属于不同流派的知名人士,如亨廷顿、保罗·克鲁格曼、理查德·哈斯、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莱斯利·盖尔布、保尔森、约瑟夫·奈、罗伯特·基欧汉、福山、尼尔·弗格森、法里德·扎卡里亚、约翰·伊肯伯里亚等先后在《外交》发表了关于美国权势、美国衰落和中国崛起或存在问题及中美关系的论文。
因此,称《外交》刊文反映了美国政治精英的观点无论如何都不为过,另外选择二十年为研究周期可以反映一些趋势性的结论,避免以偏概全的问题。
二、刊文概述
下表为《外交》在近20年发表的与本研究主题有关的文章梗概。[vi]为了便于分析研究,将20年分为5个时段,即1992-1996,,1997-2000,2001-2004,2005-2008和2009-2012及2013的1-2月。这一划分也是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二任期,小布什政府的第一、二任期和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任期。
三、刊文分析
从前表可以看出,在1992-1996时段,即克林顿政府第一届任期内,这一时期美国处在“单极瞬间”的巅峰。显然,无论是政府官员或是学界精英都认为美国权势的优势是一不争的事实,而无需讨论。这一共识在《外交》上的反映就有这一时期没有任何关于美国衰落和美国权势的论文。
由于苏联的解体,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战略价值不复存在,在这一背景下,《外交》这一时期有关中国的论文仍有4篇,其引领美国外交政策的作用可略见一斑。在这4篇文章中,正面评价中国权势的有2篇,负面的2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时任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的《深入接触的理由》不是专门论述中国崛起的,但他较精准地预测了中国将在下个世纪初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与此相配的军事实力的增长。《中国的崛起》的作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D. Kristof)的“下个世纪上半叶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结论和由此产生的国际关系的影响比阿尔温德·萨伯拉曼尼(A. Subramanian)的预测早了近20年,其敏锐的洞察力令人赞叹。显然,他在用未来的眼光提醒美国政府中国的重要性。
克林顿政府的第二任期,即1997-2000时段,这一时期共有相关论文12篇,其中5篇是关于中国的。这与前4年并无明显变化,尽管这一时期发生了台海危机、科索沃战争(中国大使馆被炸)、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的争论以及两国元首在1997年和1998年实现互访。
这一时期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外交》开始讨论美国的权势问题。但正面评价美国权势的有4篇,这包括认为美国具有信息优势、美国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美国独特的企业家精神和经济持续增长。虽然如此,也有3篇文章强调多级化已经开始及政府已被迫让渡部分主权给非国家行为体,如亨廷顿强调“单极瞬间”已经结束,在外交上,没有他国帮助,美国已难以有作为;哈斯则指出美国不会永远处在世界的顶端。正面评价中国权势的有2篇:一篇指出在过去20年里中国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变化;《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的作者则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且有意愿在太平洋挑战美国的大国。负面评价中国权势的文章有3篇:一篇认为西方高估了中国的实力;一篇认为中国很弱不足以挑战均势;另一篇则指出中国的金融体系脆弱。
2001-2004时段,即小布什的第一个任期,这一时期美国经历了911恐怖袭击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这一时期共有相关论文9篇。其中正面评价美国权势的有3篇,负面的3篇。正面评价的一篇认为,美国无需过分担忧贸易赤字;一篇认美国仍具有技术优势;另一篇指出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国家能够抗衡美国的权势;在负面评价中,约瑟夫·奈指出美国的软实力在下降;威廉·普法夫(William Pfaff)则认为尽管美国仍然是军事和经济超级大国,但多元化的权势不可避免;《外交》的编辑詹姆斯·霍格(James.F.Hoge,Jr)强调,东西方之间的权势转移正在加速并产生系列后果。这一时期正面面评价中国权势的论文有1篇,负面的2篇。《中国的起飞》一文分析了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及其影响;负面评价的一篇指出了中国市场经济与过时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另一篇分析了中国奇迹背后的问题。
小布什第二任期(2005-2008)内,美国开始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2007年美国出现次贷危机,随后演变为世界金融危机。这一时期《外交》刊载相关文章12篇,其中有8篇是2007年之后的,足见这一问题引起美国朝野的高度关注。
在这12篇刊文中,正面评价美国权势的4篇,负面评价的3篇,它们是:否认由于依赖外国资本和外债会影响美国权势的《国度延伸的神话》;强调美国领导的现行国际秩序能够维持主导地位的《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未来:自由主义国际体系能生存吗?》;《美国核优势的出现》则指出50年来美国第一次处在了获得绝对核优势地位的边缘;认为美国军事实力不是美国强大的原因而是其强大结果的《美国权势的未来:美国如何能在他国崛起中幸存》。负面评价美国权势的有:指出美国在东北亚地位下降的《华盛顿的东方日落:美国权势在东北亚衰落》;论证21世纪国际关系特点是无极性的《美国霸权之后:无极时代》;指出美国的赤字是现实危险的《赤字有多么可怕?》。
有关中国文章,共有6篇,正面评价中国权势的4篇;负面的2篇。与之前相比,有关中国的刊文明显增加,正面评价的明显增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威权大国的回归》的作者认为经济成功、崛起的中国可能代表了通向现代性的另一种可行的路径。另外,《平等伙伴关系:华盛顿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的作者建议华盛顿应寻求与北京建立真正伙伴关系以便为全球经济提供联合领导,即所谓的“美中共治”。
美国朝野的高度关注中美权势及变化的趋势在奥巴马政府时代显得更加明显。在2009-2013时段,共有相关刊文34篇,刊文数量有剧增。其中正面评价美国权势的13篇,负面的有6篇,中性1篇。负面评价的主要涉及美国的赤字问题、贫富差距加剧。正面评价中,约瑟夫·奈具有代表性,他强调,在未来的数十年中美国仍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将强大。这一观点在最新一期《外交》刊登的《西方的衰兴:为什么美国和欧洲会因金融危机而更强大》一文中又有进一步的体现,该文作者是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罗杰·奥尔特曼(Roger C. Altman)。
正面评价中国权势的文章有10篇,负面有4篇。值得注意的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易明(E. Economy)在《游戏规则改变者:应对中国外交政策革命》一文中认为中国有更激进的全球战略需求,并称中国为“革命力量”; 阿尔温德·萨伯拉曼尼(A. Subramanian)在《不可避免的超级大国:为什么中国的统治》一文中称,到2030年美国的相对衰落将导致的不是多级世界而是由中国统治的单极世界。布热津斯基则提出了“扩大西方,恢复西方的活力,平衡中国上升至世界地位”的大战略。如果将这三篇文章融合在一起看,明显可以感受到其中隐含的某种遏制中国的政策建议。
下面用曲线和图表对20年刊文进行归纳:
图一
下面用曲线和图表对20年刊文进行归纳:
图二
从图一可以看出,《外交》对美国权势的关注度有极大的提高,从1992-1996时段的0篇到到2009-2013攀上到20篇。这表明美国政治精英认识到美国权势和衰落的确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特别是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如此。但在所有的时间段中,对美国权势的负面评价的文章篇数从未超越过正面评价的篇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的时段,对美国权势的正面评价的刊文反而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从统计数据上看,美国精英并不认同金融危机后美国开始衰落这一普遍的看法。
与此同时,从图二可以看出,尽管在2001-2004,即小布什第一任期内,《外交》对中国权势的关注度有所下降,但从2001年起,正面评价中国权势的刊文从1篇增加2005-2008时段的4篇,再到到2009-2013时段的9篇,呈现出直线上升的趋势,且增幅巨大。而负面刊文则基本保持平稳,增幅有限。这说明美国精英认同中国崛起这一事实。
如果将二者两者结合在一起看,伊肯伯里的“正在发生的不是美国的衰落而是其他国家赶上”的观点可以概括这两张图所表达的含义,反映了美国精英的主流观点,具有代表性。实际上,约瑟夫·奈法里德·扎卡里亚等都有类似的表述。当然,这些都是统计意义上的结论,下面对刊文中美国精英对具体问题的共识与分歧进行实证分析。
四、共识与分歧
1、关于美国。共识部分有:一是美国的军事优势。几乎所有的刊文只要论及美国军事权势都一致认为美国在这方面的优势无以伦比。如斯蒂芬·布鲁克(Stephen G. Brook)和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C. Wohlforth)指出,911事件后,作为对恐怖袭击的回应,美国具有同时在世界几个地方投送兵力的能力,几乎是单独地,同时也不费力地将国防开支增加了近500亿美元,而且轻易地实现战术目标,这些能力都是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vii]
约瑟夫·奈认为“当今的权势分配是以类似一个复杂的三维棋局进行的”。并提出了权势的三维分析框架:顶端是军事权势,中部为经济权势,底部为跨国关系领域,包括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棋盘的顶端,很大程度上军事权势仍然是单极,并且美国将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可能保持这一优势”。[viii]
二是美国的科技、教育、创新优势。尽管相关作者论述的着重点有所不同,但对美国在这方面的优势却有着高度共识。如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资深研究员亚当·西格尔(Adam Segal)指出,“在过去30年中,美国公司引领产品创新,而亚洲公司的扮演的是降低美国创造的生产成本”。他也注意到中国等国正在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但他强调,“投入研发的资金或是研究论文发表的数量很容易衡量,但创新还涉及许多其他因素。”而“美国依然保持着最具活力的创新体系”,具体来说,“灵活的资本、劳动力市场、透明的政府规章和鼓励冒险的商业氛围是美国创新的要件”他还强调:“美国最伟大的资产”是“美国企业家精神的氛围。”[ix]
约瑟夫·奈在《美国权势的未来:透视美国的优势与衰落》一文中高度赞扬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就,无论是美国大学的在世界的排名,还是诺贝尔奖的获得,美国都遥遥领先。[x]
法里德·扎卡里亚不仅认为“高等教育是美国最具优势的行业,美国没有其他行业具有如此的压倒性优势”,他还引用新加波前教育部长及其他考察美国学校的人的话,说明美国初等教育在培育学生挑战权威、好奇心和解决问题能力方面也具有优势。[xi] 美国教育部长阿恩· 邓肯(Arne Duncan)则在其文章中引用数据说明移民中的人才对美国的重要性。2000美国的移民占美国劳动力的12%,但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50%是外国移民。另外,在1995-2005间,25%的工程和技术公司是由移民创建的,美国硅谷中的近一半企业是他们创建的。[xii]
三是美国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具有优势。多位作者提到了世界主要大国二十一世纪都面临人口老化的问题,而美国由于较高的出生率和移民,则没有这一问题或者没有其他国家那么严重。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还发表《未来人口:人口增长和下降对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专文论述这一问题。可见,无论是传统权势要素(军事、领土、人口),还是新型权势内涵(科技、创新、教育),在美国精英看来,美国都保持着优势。
四是美国政治过度意识形态化导致的政治僵局和效率低下。尼尔·弗格森、法里德·扎卡里亚、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等都指出了这一问题。基欧汉写道:美国存在着各种问题,但“激烈的国内党派斗争阻止了这些矛盾的解决,也构成了对美国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的主要威胁。” [xiii] 法里德·扎卡里亚则进一步指出:“今天的问题是美国政治体制似乎已经丧失了修复其自身疾病的能力。美国今天的经济问题是真实的,但总的来说,并非是经济效率低下和文化衰落的结果。这些问题是政府具体政策所造成的。”他认为,系列的改革能够解决美国目前面临的诸问题,而且只需对现行制度安排做轻微的调整,无需民众做出重大牺牲。“然而,由于政治的缘故,这些改变似乎是不可能的。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丧失了为了未来巨大的收益而目前接受一些痛苦的能力”,“一个有作为的国家现在陷入了一个无所作为的政治进程中,这一进程是为了党派斗争而不是为解决问题而设计的。”[xiv]
五是贫富差距加大问题。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在《毁坏的契约:不平等与美国的衰落》和福山在《在历史的未来:自由主义民主模式能在中产阶级的衰落中幸存吗?》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后者分析了这一问题的深层次成因。福山指出:美国实际中等收入自七十年代以来就停滞不前。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现象是新技术发明所带来的财富由社会最有天赋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员得到。这扩大了美国的不平等。社会学家巴林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曾断言:“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福山问道:“假如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进一步削弱中产阶级,并使得发达社会多数公民不可能上升为中产阶级,这会发生什么?”[xv] 尽管福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答案实际上是很明显的。
分歧部分:一是关于美国赤字问题。摩根斯坦利添惠公司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昆兰(Joseph Quinlan)指出,美国不应该过分的担心赤字,原因是“当今美国公司不是通过出口,而是通过其海外子公司在世界市场进行竞争和销售,而且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过。” 如果“过分担心贸易赤字,可能会引起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主义,这可能引起全球的报复。这一结果而不是贸易赤字的规模是更大的危险。”[xvi]
正面看待美国赤字的还有穆迪主权评级公司的戴维·利维(David H. Levey)和经济学教授斯图尔特·布朗(Stuart S. Brown)。他们认为:“九十年代美国经济和政治权势的复兴,暂时搁置了这样(衰落)的恐惧。但是近来美国霸权面临着新威胁:过度依赖外国资本和不断增加的外债”以及“经常项目赤字几乎占GDP的6%,总净外债接近GDP四分之一。”作者在分析了美国元贬值等其他因素后认为:“从许多方面看,经常项目赤字反映了强劲的经济基本面,而不是致命的结构缺陷。”因为“美国是一个有着安全和井然有序的金融市场的国家”,所以“美元将在全球贸易、支付和资本流动方面占主导地位”,因此“大量的外债造成的美国金融风险被夸大” 。实际上,“世界对美国资产的嗜好支撑了美国主导地位而不是削弱了它”。未来“只有一种发展能够颠覆这一乐观的预测: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的科技、贸易、开放和灵活性的终结”。显然,“美国的霸权是有坚实的基础的:它是基于创新而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经济之上的。”[xvii]
但这一观点遭到牛津大学的布拉德·塞策(Brad Setser )和纽约大学的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的反驳:“展望未来,美国的债务只会变的更加严重。随着外债的增加,对债务利息支付将会上升。由于越来越高的外债利息,即便贸易赤字不再增加,经常项目赤字也会继续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持续的贸易赤字会引发能够导致金融危机的某种债务危机的爆发”。因此,“实际上,源自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及导致依赖外国资金供应)的经济和金融风险并没有被夸大。如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这些风险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而且在未来数年中这些风险会不断增加。毫无疑问,外债和经常项目赤字正在侵蚀美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经济政策的吸引力。”[xviii]
将赤字看做是严重问题的还有哈佛著名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他通过历史案例论证了大国的衰落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是在复杂的体系内部出现不平衡,特别是“税收和开支以及难以为公共债务融资”后,很快就会发生。他认为,对美国来说警报已经拉响,因为美国“2009年赤字为1.4万亿,大约占GDP的11.2%,这也是60年来出现的最大赤字。”与此同时,“公共债务也将从2008年的5.8万亿增加到2019年的14.3万亿。在这一时间段里,债务的利息预计从占联邦收入的8%增加到17%。”他认为这些数字很糟糕,但更糟糕的是人们对美国未来预期变坏和信心丧失,而这必然会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负面影响。另外,他还暗示在目前的体制中,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可能。他问道:“ 为了避免今天的婴儿到退休时才会爆发的危机,会有一名国会议员原意削减福利或是征税吗?”[xix]
《美国的挥霍与美国的权势:不负责的财政政策的后果》一文的作者强调:“如果美国领导人不采取行动控制对债务的依赖和成瘾,那么全球的资本市场会自己采取行动,迫使美国财政政策进行突然和惩罚性的调整。结果是美国将进入一个紧缩时代。”其后果将远远超过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仅美国人的生活会比以前更糟,而且美国的综合实力,包括软实力将受到很大的削弱。[xx]
二是美国干预国际问题的能力下降。亨廷顿强调:“那一(单极)瞬间已经过去。美国现在使用的两个主要施压工具是:经济制裁与军事干预。然而,制裁只有在其他国家也支持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因此,美国要么在损害自己经济利益和与其盟友关系的情况下实施单边制裁,要么就不执行这些制裁,这就成为了美国虚弱的象征。有效的军事干预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它们必须通过某种国际组织获得合法性,如联合国,但这些行动会遭受俄国、中国或法国的否决;它们需要盟国部队的参与,而这具有不确定性;它们必须不涉及到美国的伤亡,实际上没有附加的伤亡。即便上述三个条件得到满足,美国也有不仅在国内激起批评,而且在国外引起广泛的政治和民众反弹的风险。”[xxi] 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杰西卡·马修斯(Jessica T. Mathews )等也认为权势分散的趋势也导致美国这一能力的下降。
约瑟夫·奈则以历史事实加以反驳:“美国的实力是不如从前,但那时的美国也绝不是人们认为的那般强大。二战结束后,美国拥有了核武器,经济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全球霸主。但美国还是对“丢掉”中国无可奈何,没能把以苏联为中心的共产党势力赶出东欧,没能解决韩国( 朝鲜) 战争带来的僵局,没能阻止北越的“陷落”,也没能捍动卡斯特罗在古巴的统治。以资源来衡量权势很少等于以期望的结果来衡量权势。认为美国衰落的循环出现更多是心理预期而非现实权力的转移。”[xxii] 显然,这种分析不无道理。
由此可见,美国真正面临的问题有三:一是政治僵局,二是财政赤字,三是贫富差距。
2、关于中国。共识部分:一是过去30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济权势有了巨大的增长,“甚至是一奇迹”。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最有前瞻性的和代表性的是时任《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站站长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1993年,在《中国崛起》一文中,他认为,尽管存在着各种困难和障碍,“但是中国将能够在未来数十年中保持高迅速发展,这至少似乎是一种现实可能,忽视这一可能将是愚蠢,也许是危险的”,“如果中国保持了政治稳定,如果全球贸易体系保持对其出口的开放,中国至少在未来数十年里可以保持7-8%的增长率。如果以8%的速度增长,一个经济体将每21年总量增加5倍”。他还认为国际社会对一个强大中国的崛起的影响(这包括对环境、资源、南海、台湾海峡)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他认为考虑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中国增加军费等行为是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xxiii]
二是中国的创新能力不足。许多文章都提到了这一问题。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尼-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她认为:“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基本缺陷使得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成世界设计者变得非常困难”。她还将创新比作珍珠的培育,“最好的珍珠不是在严格控制下产生的,而是通过意外和不规则的刺激产生的。[xxiv]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非常看好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阿尔温德·萨伯拉曼尼也同意这一点。
分歧部分:一是关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和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阿尔温德·萨伯拉曼尼编制了一模型,并预测:“到2030年,美国相对衰落产生的不是一个多级世界,而是一个几乎由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单极世界。中国占世界GDP将接近20%(一半以美元,一半以购买力计算),而美国的则不到世界GDP的15%。那时“中国的贸易和资本输出也是如此。作为世界首要的储备货币,人民币将成为美元可信的对手。”[xxv]
萨伯拉曼尼安强调,他的这一研究完全意识到“中国前进中所面临的多种重大挑战:在未来十年里,中国的人口将开始老化。中国经济在好几方面被扭曲:过分便宜的资本导致过度投资;低估值的汇率导致过度的出口。能源补贴导致能源使用的低效和污染。纠正这些扭曲会造成代价很大混乱。考虑到这些问题,我预测中国的增长将会有相当的减缓:在未来的20年中,中国年平均增长率将为7%,而之前的十年中,中国的年增长率大约是11%。”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 )不同意阿尔温德·萨伯拉曼尼的预测,并认为萨伯拉曼尼编制的模型的最大缺陷是将债权人资格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因为“以债权人地位来判断中国具有误导性,因为它通常是用来衡量金融开放的经济体的指标,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封闭的”,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会有美国长期以来所拥有的那种主导地位。”[xxvi] 另外,摩根斯坦利投资管理的夏尔马(Ruchir Sharma)等认为,随着经济的成熟,中国的经济增长速速会随之减缓。
二是中国发展模式。《威权大国的回归》一文作者认为,冷战后,中国和俄罗斯以威权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这种模式可能代表了通向现代性的替代路径,这使得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和占主导地位处在疑问中。[xxvii] 但丹尼尔·德德尼(Daniel Deudney)、 约翰·伊肯伯里认为这种模式只是一个神话,因为“在威权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间存在这深刻的矛盾。”[xxviii]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院长奥维尔·谢尔(Orville Schell)多年前就有类似的看法:“中国现在处一个极端矛盾的状态中:其新近采纳的市场经济相对于一个从斯大林俄国借来的政治结构。”并置疑:“中国是否能够继续脚踩着越来越分离的经济体制和过时的政治体制这样两只船前行是中国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xxix]
综合美国精英的观点: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存在的创新能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但未来中国经济保持7%的年增长率还是可信的。尽管可能达不到“美国曾所拥有的主导地位”,但未来中国经济权势依然是十分惊人的。另外,出现所谓具有“替代路径”的威权模式本身就是这一现实的反映。
3、中美关系。共识看法:冲突并非预定的。刊文作者给出了各自的原因:罗伯特·罗斯(Robert S. Ross)指出,尽管“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强国,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寻求维持现状,美国也应该维持现状。”[xxx] 基辛格以一战为例,说明选择冲突的代价,并认为,一方面,由于冲突的代价高昂,因此“美国不应该采用对抗政策作为战略选择”。“如果将中国在军事方面的每一个进展当做是敌对行动,美国将很快会发现自己为了深奥的目的而陷入一个无尽的争议之中”;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邻国的实力及性质,“中国好斗的外交政策将会加强所有邻国的合作”,加上中国国内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领导人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国内要求采取对抗的战略”。 [xxxi]
约翰·伊肯伯里亚则强调:“今天的西方秩序难以推翻,而容易加入。”因此,“今天,中国能够完全的加入这一体系,并在之中兴旺、繁荣。如果中国加入的话,中国将会崛起。”[xxxii]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的理由是:“国际体系产生的基本压力将不会迫使美国和中国陷入冲突状态。核武器、太平洋和目前相对良好的(美中)政治关系应该能够使两国保持高水平的安全,并避免(出现)恶化两国关系的军事政策。美国对其东北亚盟国的承诺使这一问题有点复杂化,但有理由相信华盛顿能够可信地将其威慑力扩展到其最重要的地区伙伴日本和韩国。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在可能导致麻烦的局势出现,而这些局势并非涉及到美国的重大利益(如台湾)时,如何调整政策以及确保美国不夸大由中国权势和军事能力增长所构成的风险。”[xxxiii]
实际上,中美冲突并非预定的判断是“美国并非衰落”的逻辑的延伸。没有衰落的美国在面对崛起的中国时,至少心态会平和许多。
结语
正如前文所述,《外交》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用来讨论国际问题和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的出版物,既然是讨论,就会有不同的观点,但对刊文的统计分析表明美国精英并不认同美国的衰落。
实际上,常识告诉我们如果美国精英既认为美国在军事、人口、科技、教育、创新等方面具有世界优势,同时又得出美国在衰落的结论显然是不可信的,而得出美国没有衰落的结论也略显保守。当然美国存在着政治僵局、贫富差距、财政赤字等问题,但第一个问题是美国“建国之父”在制衡与效率之间选择了后者,实际上,美国历史也曾多次出现政治僵局,最严重的一次导致内战,如果有人说美国内战标志着美国的衰落,显然没有人会同意这一点;由于全球化及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导致的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实际上是全人类在新世纪所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并非美国独有。巨额财政赤字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但就此判断这是不可改变的原则问题可能为时尚早。
对《外交》刊文的分析还可以看出,美国精英从1992-1996时期的对美国权势的基本不关心,并认为美国地位是理所当然的,到2009-2013时期的高度关注反映了一种心态的变化,一种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崛起的认同所引起的对美国实力及自身存在的问题的关注、辩论和反思。笔者认为约翰·伊肯伯里亚的“正在发生的不是美国的衰落,而是其他国家正在赶上”的判断代表了美国政治精英的主流观点,也反映的权势变化的客观现实,并认为下列问题值得关注和思考:
一是这判断对中国的含义。对于这个问题,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1870年大英帝国正处在其巅峰时刻,也就在这一年,德国通过普法战争实现了统一,彻底改变了欧洲延续数百年的政治格局,但英国自信其实力足以在任何欧洲霸权出现后可以及时加以消解,因而采取了“光辉孤立”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对德国采取任何制衡的措施。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面是俾斯麦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向世人表明,统一后的德国已是一感到满足,再无其他要求,并致力于维护欧洲的和平的国家。20世纪初,英国走下坡路已有一段时间,相对衰落已十分明显,此刻大英帝国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上少不更事的德皇于1890免去俾斯麦的职务,并放弃他的守成的政策,结果导致英国与法、俄结盟,最终导致一战的爆发。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会将英、法、俄、德最终走向冲突的责任归咎于领导人的误判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盛行。历史是一面镜子,然而有多少人了解及愿意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是中国精英的解读。门洪华教授在《关键时刻: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美国与世界》指出美国精英有“衰落的焦虑”,因为“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历史性时刻,美国的衰落可能持续数十年之久”。“有鉴于此,美国将关注重心转向国内” 。同时又认为,美国“将亚太战略的矛头指向中国,对华战略遏制成分加重”。[xxxiv]
庞中英教授在《美国霸权战争下一战或在亚太》中指出:“目前的美国,在广义的精英层面,许多人逐渐地在不同程度上承认了‘美国衰落’的现实。这一过程耗费了近10年时间”,同时也指出:“每一个战略十年,美国都有一场,甚至多场战争,下个十年由美国发动的战争,很可能在亚太地区。”[xxxv] 显然,他们都相信美国精英认为美国衰落了。他们的逻辑似乎是:由于衰落,因而美国进行了战略调整,将重点转向亚洲遏制中国,因此中美必将产生摩擦甚至冲突。这里是否存在误判的问题值得关注。[xxxvi]
三是关注点不对称的含义。《外交》刊文对中国崛起的判断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有关未来的争议也主要集中在GDP的增长速度方面,而中国学者对美国的优势关注则集中在其软实力方面。如孔翔永等在《如何看待美国的软实力》一文中,除了论证了美国在科技、教育、人口等方面的绝对优势外,还指出“美国在思想、规范和制度安排方面的竞争力”,论据十分充分。[xxxvii]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成虎等在《简论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一文中还指出,美国具有摆脱衰退的机制保障,特别是美国的国家战略机制和人才吸引等各种机制。[xxxviii] 这种差异本身很值得思考。
四是“内向型”和“外向型”的问题。美国精英们的从国内政治及国内问题来考虑美国国际地位的“内向型”视角及忧患意识与中国国际政治研究学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中国学者更多的用“外向型”视角来考察和预测中国未来发展可能遇到的障碍,特别是其他国家的“围堵“、”遏制”等,这似乎已成为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中国崛起的障碍究竟是来自国内还是来自国外也非常值得思考。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世界及我们自己。
(完)
(刊登本文不代表本站立场)
感谢两位匿名专家的评审意见,这些意见具有启发性,当然文章的不足之处完全归咎笔者。
[i] 近10年,国内专业核心期刊讨论美国是否衰落论文共有18篇,认为美国没有衰落的观点略占上风。尽管王义桅提出了超越“和平崛起”(王义桅:《超越和平崛起——中国实施包容性崛起战略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第140-160页);孙杰告诫,经济总量不是衡量世界大国的唯一标准(孙杰:《中国经济的崛起: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载《当代世界》,2012年第4期,第9-14页),但国内有关“中国崛起”的研究基本是在“和平”和GDP这两个维度进行的。
[ii] 战后历届美国政府中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占据了外交政策职务的比例为5层左右。到小布什第一任期为止,战后19位国务卿中,有15位是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成员还担任其他政府要职,如里根政府的副总统、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国防部副部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卡特、福特老布什、克林顿也都是委员会成员。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iii]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北京:时代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241-242页
[iv] 如中央党校前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和王缉思。
[v] Britanniaca Acdemic Edition. 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213341/Foreign-Affairs. 另可参见南京大学图书馆,电子资源,Britannica Online Encyclopedia。
[vi] 这一时段还有其他一些与中国和美国有关的文章,但与本研究主题关联度较小,如分析中国外交、美国对华战略、军备竞赛,涉台、涉藏、中国艾滋病等,这些文章没有收录。另外,个别与现实、常识差距太大的文章,也没有收录。
[vii] Stephen G. Brook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81, No. 4(Jul./Aug. 2002), pp.20-33.
[viii] Joseph Nye,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Dominance and Decline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89, No.6(Nov./Dec. 2010), pp.2-14.
[ix] Adam Segal, “Is America Losing Its Edge”, Foreign Affairs, Vol.83, No.6 (Nov./Dec. 2004), pp.2-
[x] Joseph Nye,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Doninance and Decline in Perspective” ,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 Nov./ Dec.2010), pp. 2-12.
[xi] 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HowAmericaCan Survive the Rise of the Rest”, Foreign Affairs, pp. 31-32.
[xii] Arne Duncan, “Back to School: EnhancingU.S.Educ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Foreign Affairs, Vol.89. No.6, (Nov/Dec 2010)pp. 65-76.
[xiii] Robert O. Keohane, Hegemony and After: Knows and Unknowns in the Debate Over Dcline, Foreign Affairs, Vol.91, No. 4 (Jul./Aug. 2012), p.117.
[xiv] 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HowAmericaCan Survive the Rise of the Rest”,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3(May/Jun. 2008),pp.40-41.
[xv] Francis Fukuyama, “The Future of History: Can Liberal Democracy Survive 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1(Jan./Feb. 2012), pp.53-61.
[xvi] Joseph Quinlan, “The U.S. Trade Deficit: A Dangerous Obsession”, Foreign Affairs, Vol.80, No.3(May/Jun 2001),pp.87-97.
[xvii] David H. Levey and Stuart S. Brown, “The Overstrech Myth”, Foreign Affairs, Vol.84, No.2(Mar./Apr. 2005),pp.2
[xviii] Setser Brad et al, “How Scary Is the Deficit?”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4 (Jul./Aug. 2005),pp.194-200.
[xix] Niall Ferguson, “Complexity and Collapse”, Foreign Affairs, Vol.89, No.2(Mar./Apr. 2010),pp.18-33.
[xx] Roger C. Altman; Richard N. Haass, “American Profligacy and American Power: The Consequences of Fiscal Irresponsibility”,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6(Nov./Dec.2010), pp.25-35.
[xxi]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2(Mar/Apr 1999), pp.35-49.
[xxii] 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Dominance and Decline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89, No.6 (Nov./Dec. 2010), p.4.
[xxiii] Nicholas D. Kristof,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 5(Nov./Dec.1993), pp.59-75.
[xxiv] Anne-Marie Sl The aughter,America’s Edge: “Power in the Networked Cenury”, Foreign Affairs, Vol.88, No. 1, pp. 10-11.
[xxv] Arvind Subramanian, The In“evitable Superpower: Why China’s Doninance Is a Sure Thing”, Foreign Affairs, Vol.90, No.5 (Sep./Oct.2011), p.69.
[xxvi] Derek Scissors, Arvind Subramanian, “The Great China Debate: Will Beijing Rule the World? ”, Foreign Affairs, Vol.91, No.1 (Jan/Feb.2012), pp.173-177.
[xxvii] Azar Gat, “The Return of Authoritarian Great Powers”, Foreign Affairs, Vol.86, No.4(Jul./Aug. 2007), pp.66-67.
[xxviii] Daniel Deudney,John Ikenberry, “The Myth of the Autocratic Revial: Why Liberal Democracy Will Prevail”, Foreign Affairs, Vol.88, No.1(Jan./Feb. 2009), p84.
[xxix] Orville Schell, “China Hidden Democratic Leg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3, No.4(Jul./Aug. 2004), 116-124.
[xxx] Robert S. Ross, “China II:Beijingas a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2(Mar./Apr.1997), pp.33-44.
[xxxi] Henry A. Kissenger, “The Future of U.S.-Chinese Relations: Conflict Is a Choice, Not a Necessity”, Foreign Affairs, Vol.91,No,2 (Mar./Apr.2012),pp.44-55.
[xxxii] John G. Ikenberry, “The Rise ofChina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1(Jan./Feb.2008), pp.23-37.
[xxxiii] Charles Glaser, “Will China’Rise Lead to War? Why Realism Does Not Mean Pessimism”, Foreign Affairs, Vol.90,No.2(Mar./Apr. 2011), pp.80-91.
[xxxiv] 门洪华:《关键时刻: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美国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第183、187
页。
[xxxv] 庞中英:《美国霸权战争下一站或在亚太》,《人民论坛》,2012年8月第7页。
[xxxvi] 约瑟夫·奈2011年撰文指出, 转向亚洲并不意味着世界其他地区不再重要,相反,以欧洲为例,其经济规模和富裕程度都超出中国很多。美国最不希望亚洲出现“第二次冷战”。不管双方的立场如何充满竞争,中美在贸易、金融稳 定、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和流行性疾病等问题上的合作都将惠及两国。该地区其他国家也将受益。奥巴马政府转向亚洲,表明承认该地区的巨大潜力,而不是吹响遏制(中国)的号角。
[xxxvii] 孔祥永、梅仁毅:《如何看待美国的软实力》,《美国研究》,2012年第2期,第7-28页。
[xxxviii] 朱成虎、孟凡礼:《简论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美国研究》,2012年第2期,第32-35页。